21世纪的艺术家必须赋予其创作与思考以当代的内涵

时间:2010-04-26 22:08:30  

施大畏一直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这也是采访伊始他便敞开谈的问题。观看他的历史画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历史的理解,还是对创作手段的探索,施大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此次,通过对施大畏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作品《皖南事变》的采访,我们也试图辨析中国画在表现历史题材方面某些特殊的艺术特征。压力很大。在创作过程中,我试图让自己能更加深刻地去理解这段历史,尽可能深入生动地刻画人物。对块面、线条与留白的把握与应用,也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艺术家的创作从来都是烙有强烈的个人属性,有的会痴迷于情趣,有的则更侧重对人性的诉求,施大畏应当属于后者。当然这个题材对我而言,相对是熟悉的。一方面,因为1991年的时候,我曾经画过《皖南事变》。细节方面,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比如当时发生事变后,第一时间给党中央发报,发过去后时间耽搁了,耽搁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我1969年前后做建筑工人的时候,曾在安徽南部地区盖过房子,对那里也很熟悉。不过自己的体验只是一部分,在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中,对一些相关历史资料的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因为创作对象是人物,所以人物身上相关的服装道具也是需要仔细推敲的。在尺幅上,也从以前那张的2米乘4.6米变为了这次的4米乘4米。这样,我们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才能有生命力,才会延续,发展。这种思考也不应该是单纯地讲一个大家已经熟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背后给人的启发。就跟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样,根本上是一种抽象或者表现主义的东西,体现的是一种抗争。我们的历史题材更多的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讲得多一些,画得深刻一些,思考得深刻一些。倾向于写实,但是整个过程会相对更象征性一些,而且可能表现出的元素更加丰富一点。创作《皖南事变》,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一次战争的事实,是非常肤浅的。我画这个主题,就是想描述失败的背后,除了双方面既定的矛盾,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共产党成功的历史中有什么需要后人反思。创作《皖南事变》的构思主要是集中在矛盾关系上,因为这一事件是一个矛盾的集中体。项英和叶挺代表两个阶层的思维方式,在对待战争的战略方式上,也产生了很多分歧,以至延误了许多战机。

今天的艺术家搞历史题材创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不缺时间,也不缺条件,但怕的就是缺少对文化的思考。文化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化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拿自己的感受来说,最初创作历史题材作品,还是一种很朦胧的感觉,对诉诸的创作手法也不是很确定。当时环境下,能搜集到的史料也不多,而且创作手法也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的作品,力群就说我把革命事件画得过于惨烈。其实我画过的一系列作品,从根本上来说,出发点不太喜欢停留在表面。我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性。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对人性的把握。现在我们可以来提这种创作方式,但是在以前,很显然有些超前了。一张平面的作品所代表的并不是它静止的瞬间。相反,它包含了很多内容,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只要与人相关的创作,就脱离不了事业、爱情、人生、归宿,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我创作的线索。

我画过《大禹的传说》,画过《国殇》,也画过《兵车行》、《天京之变》。这其中,《国殇》表现的是军人的悲壮,《天京之变》表现的是太平天国的矛盾。从人性角度分析,假如这一问题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许多悲剧可能就不会产生。因此,我对“皖南事变”的理解不想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相反,必须站在更高层面且需要冷静地思考历史事件的背后。

21世纪的艺术家如果创作当代历史画,必须赋予其创作与思考当代的内涵,必须有一定的高度。这种高度需要创作者超越前辈们对历史题材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方式。艺术家对历史题材的描述,不应该单单局限在一个事件的描述上,即使这样的描述是非常的真实、生动。更多的时候,我相信过程的启发意义,要远远大于最终的结果。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人类面对悲剧时,是以何种方式来反思。这种思考也是出于对中国画创作的思考。中国画的精神内涵是象征主义,画人物画的创作中,一直强调一种完整的表达,创作者应该领会这种精神。我认为,中国画最大的障碍,就是把中国画传统的精髓单纯理解为技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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