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是绘画艺术的苦行僧

时间:2010-04-25 23:39:00  

作为中国当代画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近年来一直在中国人物画创作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艺术探索。不管这些探索在艺术界获得多大的赞誉,或者引起如何的争议,施大畏始终“置身事外”,矢志不移,初衷不改。他是当今中国画坛的西西弗斯。日前,他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比较全面地透露了他近年来在艺术上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独特新颖,发人之所未发,听后颇受启发。话题就从他最近创作的《南京1937》、《后羿的故事》等引起画坛广泛关注的优秀之作开始。

施大畏是绘画艺术的苦行僧。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他自己给自己的重担。因为对施大畏来说,绘画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责任。创造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天职。探索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使命。成绩不是一种赞美,而是一种鞭策。他用绘画观照生活、观照社会、观照历史、观照人性。有时候,画画是从中间开始。比如我的近作《南京1937》,当宣纸拼接成四米乘四米的面积,就是我所需要的画面的体量,正中的地方,纸有些皱,我便落笔构出一个骷髅,于是,事情就此开始,整个画面从这里放射出去,也不是绝对地直达目的,有时候,我会离开幅线,隔开一些距离,又开辟一个疆域,等待汇合。

在这里,我利用中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方法,采用了俯视、仰视、多种方向的视角。为造成画面的不稳定感,采用的元素虽然还是人体,但是再加上了动物骨骼。我特意从自然博物馆摄来古生物的骨骼照片作素材。这就是需要克服的困难。艺术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是克服技术上的困难。画幅大,并不是一加一的简单加法,而是积量会改变视觉摄入的性质,于是,观看发生革命。

文艺复兴时期似乎已经把造型的震撼力推到致、顶峰,造型的资源已耗尽,我们要另辟道路,以线条、块面、色彩的分割和对比来占领视野。事实上,脱离了具象的形式,视觉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有时候需要外界的助力。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意识是清楚的,那就是,当事情开始以后,就变得谨慎起来,落笔不慎,就会大错特错,而你又并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形势相当茫然,差之分毫,便失之千里,并且,这种情形越往后越严峻,不会得到缓和,常常坐半天,才略略动几笔。比如在展厅里,作品四周的环境,它们有可能推进或者反过来瓦解视觉的注意力。巨大的画面尤其是挑战,常常笼罩不住全局,比如《后羿的故事》,画得太久,陷在里面拔不出来,送去裱之前,心里似乎还没有轮廓,等裱画师送来东西,撑起来一看,心里安定了。

与《南京1937》相比较,线条要疏阔,画面也通透,不是那种密集的压力。《后羿的故事》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结构的不稳定,也就是“危如累卵”,我要让它有危险的气象,后羿射日其实是危险的命运,我就钟情这个“险”字。

绘画就是技术的。我从少年时代起所作的绘画训练,总起来说就是临摹,黄胄的画,尼古拉·费逊的素描,而且是反复地临,你必须要对线条得心应手。并没有。就是一幅一幅地画。变化和发展谈何容易,一个人的一生也许一直在一种状态中。纵观美术史,多少时间才形成一点点变数,还是不要这么要求绘画者,绘画者也不必这么要求自己。至于色彩,我对中国画的色彩不够满意,中国画说“墨分五色”,这实在太抽象,它以一种高深的理论掩饰了事实上的不足。具体到《后羿的故事》,我只是思考如何处理这些人体、骨骼的线条、块面,还有颜色,我希望有一种青铜的颜色,这是与《南京1937》不同的要求。

在这点上,我可能有些数典忘祖。宣纸是中国画的载体,它洇染的效果十分迷人,就像“窑变”,你完全无法预计结果。线条是中国画安身立命之本,是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它其实合乎绘画的二维的本质,这还是技术的问题。有了掌控的能力,我才可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我希望我的东西有容量,这就是我总是到历史里找题材的原因吧。我迷恋恢宏的有崇高感的画面。历史有这个能量,历史是将人类活动积压浓缩之后的体现。宣纸就有这功能,它会演变,超出你的控制。而我就是想知道,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掌握它、然后运用它,我总是企图掌控局面。我相信它可以支持我的画面。将如此跌宕起伏的戏剧简化为线条、块面的结构,克服困难,提高绘画能力,就是我要做的。还是那句话,绘画能力简化到头就是画什么像什么,之后,便是渐渐地不像--我们和电影不同,它是要将“假”的做成“真”的,我们是要将“假”的最终还是做成“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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